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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日本地域《韩诗》遗说的保管与传播

博今文化 / 2020-02-12

  摘    要: 由西汉学者韩婴创始的《韩诗》学派是汉代官方《诗》学的重要流派之一, 但多数着作已亡佚, 仅有局部佚文借助中土古籍的征引而得以保存。清人对这局部资料, 已作了较为完善的辑录。但是, 日本有不少以汉文撰写的古文献也曾载录了局部《韩诗》佚文, 其中多有未见于中土者, 据此可对清人辑本停止订补。同时, 分离相关文献与史料记载, 可对《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传播状况做出剖析。可见保存在日本古籍中的《韩诗》遗说具有文献学和传播学的双重价值, 值得引见与研讨。

  关键词: 《韩诗》; 辑佚; 传播; 《诗经》文献学;

 汉 初 燕 人 韩婴 所传授的《诗经》

  一、引言

  后汉史家班固 (32-92) 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汉代《诗经》学的兴起作了言约义赅的引见:“汉兴, 鲁申公为《诗》训故, 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 此即汉代立于官学的《鲁诗》《齐诗》《韩诗》。但“《齐诗》魏代已亡, 《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则“亡于政和、建炎间”, 亦即两宋之交。《韩诗》学派着述众多, 释经体系完备,  可惜除了《韩诗外传》传至今日, 余者皆已亡佚, 成为《韩诗》佚着, 其佚文即为《韩诗》遗说。清代学者曾爬梳载籍, 对《韩诗》佚着停止辑录, 而以清季王先谦 (1842-1918) 《诗三家义集疏》为总结性着作。但由于清儒无缘获睹日本文献, 故对其载录的《韩诗》遗说所知较少, 这为清辑《韩诗》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缺憾。

  近年学界在日本《诗经》学研讨中多有停顿。通史方面, 有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和张文朝《日本における诗经学史》;文献学与传播学方面, 有王晓平《日本诗经文献学研讨》和张永平《日本诗经传播史》。这些研讨为我们深化讨论日本《诗经》学提供了扎实的根底。但上述论着多以日本《毛诗》学为中心, 触及《韩诗》处百不一见。而事实上, 《韩诗》着作在日本有着连绵不绝的传播:《韩诗外传》很早便传入日本, 藤原佐世 (847-898) 撰于公元891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已对其停止着录。《韩诗》诸佚着也在奈良、安全及镰仓时期的若干古籍中有所保存, 其保管与传播过程均较为复杂, 无法“一言以蔽之”, 故撰此文, 聊充竹头木屑之用。

  二、《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保管

  由新美宽 (1905-1945) 初编、铃木隆一增补而成的《本邦残存典籍による辑佚材料集成》曾对日本文献所载《韩诗》佚着停止了较为完备的辑录,  其中多有中土辑本所未见者, 弥足宝贵。本节分离相关材料, 对其中9种稀见典籍停止简述, 并校录其所载《韩诗》遗说20则, 凡清人辑本未收录者, 均加下划线, 以便为尔后重辑《韩诗》遗说提供参考。关于须另加阐明的佚文, 则以按语的方式停止考订。

  (一) 《天地瑞祥志》

  《天地瑞祥志》由新罗人萨守真撰于公元666年。书原二十卷, 现仅存卷一、七、十二、十四、十六至二十。该书保存了许多与天文相关的先唐文献, 共载《韩诗》遗说一则。

  【佚文1】《韩诗》曰:“少麹多迷曰醴。”[8] (P380) (卷十六“醴泉”条)

  按:“迷”字误, 应作“米”。《汉书·楚元王传》记元王“常为穆生设醴”, 颜师古 (581-645) 注:“醴, 甘酒也。少麹多米, 一宿而熟, 不齐之。”“麹”乃用于发酵的酒麹, “米”乃糯米, 二者均为制酒之必需品。另, 此注系萨守真节引, 其全貌见下辑【佚文11】。

  (二) 《秘府略》

  《秘府略》为滋野贞主 (785-852) 奉敕所编的大型类书, 撰于淳和天皇天长八年 (831) 。原书本一千卷, 今仅存安全时期中期写本二卷 (卷八六四、八六八) , 然征引典籍已超越二百种, 故山田孝雄 (1873-1958) 赞其为“本邦绝后的大着”。该书卷八六四引《韩诗》遗说两则, 内容完整相同, 兹兼并着录。

  【佚文2、3】《韩诗》曰:“《黍离》, 百邦作也。彼黍离离, 彼稷之苗。”薛君注曰:“诗人求己兄不得, 忧不识物。视彼黍, 乃以为稷也。” (卷八六四“黍”字条、“稷”字条)

  按:“百邦”当作“伯封”。曹植 (192-232) 《令禽恶鸟论》:“昔尹吉甫信誉后妻之谗, 而杀孝子伯奇, 其弟伯封求而不得, 作《黍离》之诗。” 此即伯封作《黍离》之原始。《安定御览》卷四六九引《韩诗》曰:“《黍离》, 伯封作也。”则不误。

  (三) 《令集解》

  《令集解》是惟宗直本于公元860年左右为《养老令》所撰写的注解, 本五十卷, 现存约三十五卷。该书征引典籍一百二十余种, 包括日本律令着作《令释》《迹记》。这两部书征引了五则《韩诗》遗说, 皆不见于清人辑本。

  【佚文4、5】《韩诗》:“至于海邦。”邦, 界也。又曰:“匡邦厥福。”邦, 大也。 (卷二《职员令》引《迹记》)

  按:此条资料分涉二诗:“邦, 界也”释《鲁颂·閟宫》, “邦, 大也”释《商颂·殷武》, 故本文视为两则《韩诗》遗说。

  【佚文6、7】《韩诗》:“聪, 明也。察也。”(卷十五《学令》引《令释》)

  按:此条资料分涉二诗:“聪, 明也”当系《王风·兔爰》之遗说, “ (聪, ) 察也”当系《小雅·祈父》之遗说。此二训亦见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四“聪睿”条。[15] (P1986)

  【佚文8】《韩诗》:“迹, 理也。” (卷十六《选叙令》引《令释》)

  (四) 《三教旨归注》

  《三教旨归》三卷, 经过比拟儒、道、佛三教, 以彰显佛教的优越性, 旧题日僧空海 (774-835, 即遍照金刚) 撰。 但据河内昭圆考证, 《三教旨归》当是“成书于十世纪中叶的伪撰之作, 撰者未明”。 注者觉明, 生卒年不详, 活动于安全末期 (1192年前后) 。关于觉明注的相关状况, 山本秀人有细致考证, 可参看。觉明注凡引《韩诗》遗说一则, 清人辑本已收录。

  【佚文9】《韩诗》云:鸤鸮, 鸋鴂, 鸟名。鸤鸮所以怜爱养其子者, 谓巩固其寓;病之者, 谓不知托于大树茂林巢, 反敷苇苕。风至, 苕折巢覆, 有子则死, 有卵则破, 是其病也。 (第4册, P45) (卷中)

  按:《文选·檄吴将校》李善注亦引此条, 然“鸤鸮”作“鸱鸮”。 此系《豳风·鸱鸮》之遗说, 故应以作“鸱鸮”者为是。

  (五) 《年中行事抄》

  《年中行事抄》着重引见朝廷每月的活动、典礼, 乃一部岁时之书, 着者不详。刘晓峰据书中曾有日本建保二年 (1214) 宣旨之文, 定“其成书当在1214年后”, 大致可从。该书凡引《韩诗》遗说两则, 其中一则见于清人辑本。

  【佚文10】《韩诗》曰:郑国之俗, 三月上巳, 之溱、洧两水之上, 招魂续魄, 秉兰草祓除不祥。(卷三)

  按:该遗说实为《韩诗章句》之文, 见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三。 日藏萧吉《五行大义》卷三亦载此文, 然字句略有不同, 足资校勘异文之用:“《韩诗》云:溱、洧有二水, 三月上巳, 郑国常于此水上, 招魂续魄。”

  【佚文11】《韩诗》:“且以酌醴。”天子饮酒曰酌醴也, 甜而不济, 少麹多米。 (卷六)

  按:新美宽将此条来源误注为《年中行事秘抄》, “秘”字衍。

  (六)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四卷, 日僧信瑞撰。卷首有作者撰于四条天皇嘉祯二年 (1236) 的自序, 可知书撰成于此年。此书为信瑞解读净土宗三部中心元典 (《大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 所载名词、难字、佛典的音义之书, 征引古籍近三百种, 是辑佚古书的重要源流。该书共引《韩诗》遗说一则, 未见于清人辑本。

  【佚文12】《韩诗》: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卷二)

  按:新美宽误将此条佚文之出处标为《净土三部经音义》。 《净土三部经音义》乃日僧珠光所撰, 笔者曾遍查该书, 并未发现《韩诗》遗说。

  (七) 《尘袋》 (佚文1则)

  《尘袋》十一卷, 着者不详。成书于文永末年至弘安四年 (1274-1281) , 是一部用问答体结撰而成的片假名类书, 广引和汉故事与词语训诂, 引见与生活相关的各类学问, 凡621条。此书共载《韩诗》遗说一则, 已被清人辑本收录。

  【佚文13】《韩诗》曰:“沉者曰苹, 浮者曰藻。” (卷三“苹藻”条)

  (八) 《年中行事秘抄》 (佚文2则)

  《年中行事秘抄》着者不详, 其性质与《年中行事抄》相同, 经过征引中国书籍及日本古记, 来阐明典礼的意义、来源、先例故事等。书后附藤原长光所作尾记, 有“永仁之比, 被书始之处”之语, 可知此书成于伏见天皇永仁年间 (1293-1299) 。

  【佚文14】《韩诗》云:“溱与洧, 方洹洹兮。士与女, 方秉简兮。”注云:“今三月桃花水下, 所以招魂续魄, 祓除岁秽。”(卷三)

  按:原文于“祓除岁秽”后尚有“昔秦昭王以三月上巳置酒, 是河曲有金人奉水心剑”二句, 新美宽一并录入, 视之为《韩诗》之文。按此实为梁人吴均 (469-520) 《续齐谐记》之语:“秦昭王三月上巳, 置酒河曲, 见金人自河而出, 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 乃因而处立为曲水。”新美氏不查, 遂误《续齐谐记》为《韩诗》。

  【佚文15】《韩诗章句》云:“溱与洧, 方涣涣兮。”谓三月桃花水下之时, 郑国俗:三月上巳日, 此两水上, 招魂续魄, 祓除不祥。 (卷三)

  (九) 《和汉年号字抄》 (佚文5则)

  《和汉年号字抄》三卷, 菅原为长 (1158-1246) 撰。此书将和汉年号中所用的174字按意义分为13类, 每类中均附载中日古籍中与这些年号相关的训诂资料, 共征引五则《韩诗》遗说, 皆不见于清人辑本。此书“传本为前田育徳会尊经阁文库所藏的文化十一年 (1479) 写本, 其转写本为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藏”,  因该写本极尴尬见, 故笔者尚无缘寓目。关于其所载《韩诗》遗说, 暂重新美宽《本邦残存典籍による辑佚材料集成》转引:

  【佚文16】《韩诗》:鸿, 大虾也。

  【佚文17】《韩诗》:眼之间曰清也。

  【佚文18】《韩诗》:“别人是保。”保, 有也。

  【佚文19】《韩诗》:“椒聊之实, 繁广盈升。”一手曰升。

  【佚文20】《韩诗》:绍, 取也。

  以上9种日本古籍提供了20条《韩诗》遗说, 经过比对清儒辑本, 可发现全文失收者12条, 局部内容失收者1条。换言之, 日本文献所载录的《韩诗》遗说, 有13条内容可对清人辑本停止订补, 有效者近70%, 其文献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文献互补现象的背后, 实践躲藏着文化交流的重要信息。新西兰学者费希尔 (S.R.Fischer) 曾将汉语视为“东亚的‘拉丁语’, 对一切的文化产生了启迪”,  日本学者身处以汉语为中心的语境之中, 自然也承受了“启迪”。但我们绝对不能将这种“启迪”了解为单向的施惠、受惠关系, 恰恰相反, 这种“启迪”是双向的, 互动的。日本文献迻写《韩诗》遗说之初, 固然深受中国学术之“启迪”, 但在《韩诗》多数着作亡佚已久的今天, 日本文献所载《韩诗》又胜利地反哺了中国学界, 给我们以重要的“启迪”。

  三、《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传播

  如上所述, 日本古籍所载《韩诗》佚文多数为中土所未有, 可对清人辑本停止有效的补遗。如今我们要追问的是, 这批佚文的来源是什么?很显然, 这已牵涉到了《韩诗》佚着在日本的传播状况。在这一问题上, 载录《韩诗》遗说的中土书籍毫无疑问扮演着本源性的角色。当其传入日本后, 逐步惹起局部学者的留意及征引, 这些学者编纂的着作便与中土书籍共同展示为文本族谱。在这一族谱中, 中土书籍是首要文根源, 上论九书则因转录首要文根源而成为次级文根源。

  (一) 日籍所载《韩诗》遗说的首要文根源:中国类书、字书、注书、佚书

  粤若稽古, 最早对该族谱的首要文根源停止讨论的是扶桑访古的先驱罗振玉 (1866-1940) 。罗氏在内藤湖南 (1866-1934) 的引见之下, 得知《秘府略》残卷之遗踪, 遂影入《吉古庵丛书》, 并在跋文中就《秘府略》的文根源停止了揣测:“殆根据《修文御览》等诸书为之, 在《安定御览》之前, 故卷中征引佚书甚多。”很明显, 罗氏将《秘府略》的文根源指向了中土北齐古类书《修文殿御览》。这一见地正确与否, 是另外一个问题, 此处无法细致展开。但罗氏的揣测为我们考虑该文本族谱的源头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启示。由于这些内容提示我们, 虽然《秘府略》“征引佚书甚多”, 但实系转引自前代类书, 而非径据日藏汉籍编成。据此, 虽然有众多佚书呈现在《秘府略》中, 我们却无法认定这批佚书均曾传入日本, 《韩诗》佚着当然也不例外。而实践上, 上述判别恰恰反映出中国类书是日本文献抄录《韩诗》遗说的首要文根源之一。

  类书之外, 还应思索在内的文根源是字书。如顾野王《玉篇》所载丰厚的《韩诗》遗说在国内各本中刊落殆尽, 但在日本得到了局部保存, 进而成为《韩诗》在日传播的文根源。安全时期后期《香字抄》引《玉篇》:“《韩诗》:‘馥芬孝祀。’馥, 香貌也。” 便是日本文献应用本来《玉篇》之证。与字书性质相近的音义书也值得留意, 特别是载录了丰厚《韩诗》遗说的陆德明《毛诗音义》, 在安全时期前期即惹起相当的注重, 日本金泽文库藏唐写本《毛诗·唐风》残卷引此书已达223处之多,  其对日本学界之影响无须置疑。就《韩诗》遗说而言, 无论上揭《尘袋》所载《韩诗》, 还是日僧源顺 (911-983) 《倭名类聚抄》卷一“渚”字条引《韩诗》,  均出自《毛诗音义》卷上。这些案例, 展示了该书在《韩诗》传播方面的意义。

  此外, 中国古注书也是不可无视的《韩诗》文根源。例如《文选》在日本不只传播着通行的李善注与五臣注, 还有杂抄众多古注的《文选集注》, 周勋初先生已汇编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嘉惠学林。在这样一种崇古情境下, 日本学者关于古注是极为注重的。觉明《三教旨归注》曾屡次征引《文选》李善注, 证明他对该书相当熟习。其引《韩诗》之遗说即见于李善注, 故颇疑此系转引而来。再如上文引见的《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亦曾广引《史记》三家注及《文选》李善注。从上述承受状况来看, 注书在日本古籍流布中所起到的作用确实不容恝置。

  另外, 不少中土已佚而在日本却传播有绪的中国古佚书也在传播《韩诗》佚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日人林述斋 (1768-1841) 《佚存丛书》与黎庶昌 (1837-1896) 《古逸丛书》曾在清季的中国文献学界产生了宏大影响, 其中所收书籍大多为仅存于日本的中国佚书。诸如杜台卿《玉烛宝典》、萧吉《五行大义》、慧琳《一切经音义》等, 在日本均有传播与承受, 故其所载《韩诗》遗说亦常常先被彼邦学人发现应用。新美宽常从此类佚书中搜集资料, 便是最鲜明的证据。

  综上, 日本文献所载《韩诗》遗说的首要文根源主要为中国类书、字书 (音义书) 、注书和佚书, 这四者所载《韩诗》遗说成为日本文献转抄的对象, 为我们今天仍能睹其残痕断影提供了保证。但上揭《香字抄》据本来《玉篇》引《韩诗》之文不见今本《玉篇》的例子, 能够证明这四类首要文根源中有局部着述并未全部传播至今 (局部亡佚者如本来《玉篇》, 全部亡佚者如《修文殿御览》) 。这能够解释何以本文辑录了多条仅见一书的《韩诗》遗说 (如《令集解》《和汉年号字抄》) 。寻根究底, 系因其首要文根源已湮灭于历史长河, 为我们续加探赜蒙上了难以揭去的面纱, 今天的读者只能凭仗次要文根源呈现的断壁颓垣来拟想源头华丽堂皇的范围。但在此时, 文本族谱内部各要素已悄然发作了新变:首要文根源的截断, 使次要文根源因载录了无独有偶的《韩诗》遗说而身价倍增, 递补为我们今天重辑《韩诗》的新的首要文根源。

  (二) 《韩诗》遗说在日本的承受者与传播者:天皇、公卿贵族、大学寮教官、大学生徒、僧侣

  载录《韩诗》遗说的中土书籍东传后, 其直接读者便是日本的第一批承受者。同时, 当这些承受者对《韩诗》遗说加以转抄, 构成次级文根源之后, 这些承受者便因其着作而成为《韩诗》遗说在日本的首批传播者。很明显, 在《韩诗》遗说初为日人所知之时, 承受者与传播者系同一群体。就目前控制的资料而言, 这一群体大致包括天皇、公卿贵族、大学寮教官、大学生徒及僧侣。

  天皇与公卿贵族是身处皇权中心的阶级。目前虽无资料可以显现该阶级对《韩诗》的偏爱, 但他们制定与执行的一系列文化措施, 在客观上常常能为《韩诗》在日传播发明良好的环境。如淳和天皇 (786-840) 敕令滋野贞主编纂千卷《秘府略》, 便饱含着对中土典籍的崇尚。《韩诗》遗说作为儒家今文经学, 亦得厕身其中。《秘府略》今仅存两卷, 便有征引《韩诗》遗说之例, 则散佚数百卷中载录《韩诗》其他佚文者当不在少数, 惜乎完璧不传, 现已无从对其详细情形停止钩稽了。当然, 佚籍流布素为文献学关注的问题。就传播学而言, 其更应关注的是此时滋野贞主“东宫学士”的身份。毫无疑问, 这亦是盘绕在皇权四周的显职。就《秘府略》的编纂而言, 滋野贞主既是皇家意志的接受者, 又是其执行人, 所以可将《秘府略》视为天皇与公卿贵族协作的产物。该书虽非针对《韩诗》发起, 但由于涵摄面广, 应有尽有, 故《韩诗》遗说亦得以分一杯羹, 在类书编纂中占领一席。相似的状况还有上文提及的同样载录了《韩诗》遗说的《倭名类聚抄》。此书系源顺应醍醐天皇 (885-930) 公主勤子内亲王之命而编, 与《秘府略》同为皇权作用于书籍编纂的范例。这种借助皇权渠道而得以载录传播的情形, 在日本汉籍承受史中较为常见。如萧吉的《五行大义》, 便因村上天皇 (926-967) 第七子具平亲王 (964-1009) 所撰《弘决外典钞》的载录而惹起了日本学问界的注重。 《弘决外典钞》所引汉籍繁复, 并非专为《五行大义》而设, 但这部出自皇家成员之手的着作仍为其摘录的汉籍带来了重要影响。此处再次彰显了汉籍的传布状况确与皇权阶级的能动性有所关联。

  大学寮教官与大学生徒则牵涉了皇权统摄下的中央官学阶级。大学寮教官中的明经博士授课以“先读经文, 通熟, 然后讲义”为序, 次第井然, 不容躐等。所谓“先读经文, 谓读经音也”,“读经音”即“音读” (くんどく) , 是明经博士传授《毛诗》的首要环节。而陆德明《毛诗音义》则是专对《毛诗》停止释音的着作, 故普遍盛行于日本, 成为明经博士运用的音读教材。此时, 明经博士为使大学生徒熟稔《毛诗》音读, 便须将《毛诗音义》细致深化地引见开来。而在这种授受过程中, 该书所载200余条《韩诗》异文遗说也自但是然地进入大学生徒的视野, 为他们提供了《毛传》之外的汉儒《诗》训。同时, 当大学生徒学有所成之后, 又可能成为大学寮教官, 从而完成了承受者向传播者的身份转变。官学阶级作为学问人集团, 正是在学优则授的语境中, 将经典学术较为稳定地传播下去, 一如杜牧 (803-852) 《注孙子序》的妙喻, 犹“丸之走盘, 横斜圆直, 计于暂时, 不可尽知, 其必可知者, 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

  在皇权与官学阶级之外, 僧侣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第一局部引见的《三教旨归注》与《净土三部经音义集》均出自禅僧之手, 即生动反映了该阶级在《韩诗》遗说的承受与传播环节所起的作用。但《韩诗》遗说输入禅房, 是有深入历史渊源的。此二书均撰成于社会动乱的镰仓时期 (1192-1333) , 中茎谦 (1776-1866) 《寺子屋》谓其时“小儿识字, 不离佛门;学问之求, 亦在山林;求医、问卜、寻书、购画, 凡此种种, 均入禅林。故曰:诸艺皆成出家之业也”。 有关此类现象的本源, 严耕望 (1916-1996) 先生在剖析我国唐代士子读书山林之风时已予以指出:“盖政治社会安定, 公立学校兴旺, 士子群趋学官, 故私家教授衰替, 更无隐遁山林之必要。……其后学官日衰, 而士子读书山林者却日见众多。”在社会缘由之外, 寺庙的丰厚藏书也为僧侣撰述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在战乱频仍之时, 觉明、信瑞等禅僧仍能征引局部《韩诗》遗说, 足证其身后具备较为充分的文本资源。

  (三) 《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传播媒介:日藏汉籍、类书、字抄、律令

  《韩诗》遗说在日本的承受与传播, 不只需求承受者与传播者的介入, 还需求依托传播媒介, 才干完成完好的传播链。中土典籍作为《韩诗》遗说在日传播的首要文根源, 其细致状况已见上文, 此处不再赘述。在这一局部, 我们愈加关注的是次级文根源, 亦即经过转抄首要文根源而构成的各类着述。择要而论, 可分为类书、字抄与律令三种。

  类书来源于中国, 传入日本后逐步惹起了学问界的注重, 进而兴起了编纂类书的风潮。由于日本类书取资于中国类书, 故后者载录的《韩诗》遗说常在前者编纂过程中得到迻录。这能够载录《韩诗》遗说的两部日本类书———《秘府略》《幼学指南抄》为证。前者的中土文根源已见上文, 兹不喋陈;后者则以唐代类书《初学记》为准,  其卷三引录的两则《韩诗·溱洧》之遗说即转引自《初学记》卷四 ———此书也直接为《和汉朗咏集私注》所援用的《韩诗》遗说提供了文根源。 这些例子, 均可证明日本类书确从中国类书中迻录了大量内容。当这一工作完成后, 这批日本类书便成为《韩诗》遗说的传播媒介之一, 继续以其博雅的内容在日本学问界发作效能。

  字抄是日本特有的编纂格式, 是从类书编纂中开展出的新格式。其所别于类书者, 在于类书涵摄的门类较为普遍, 而字抄针对的常常是某一详细门类, 如《谷类抄》抄撮的均是与五谷相关的文献, 《大般若经字抄》则是以《大般若经》为中心的字抄。换言之, 类书触及范畴较为广博, 而字抄则较为专精, 但二者摘抄古籍所采用的“以类相从”的编纂办法则完整相同。字抄之所以可以成为《韩诗》遗说的传播媒介, 主要由于《韩诗》有局部遗说恰在字抄所关注的门类之内, 所以可以成为字抄撷取的对象。如《香字抄》专抄与香相关的文献材料, 而《韩诗》训释《小雅·楚茨》“馥芬孝祀”时恰有“馥, 香貌也”之文, 故得以抄入《香字抄》中。但很明显, 字抄的专精限制了它对其他门类相关材料的关注, 故关于《韩诗》遗说的收录远不及类书丰厚。

  《令集解》的多种古注 (如《令释》《迹记》) 都征引过《韩诗》遗说, 可见律令类书籍也是《韩诗》遗说的传播媒介之一。在这一类媒介中, 尚有其他撰述可作例证。如惟宗允亮所撰法律要典《政事要略》 (1002) 与《令集解》性质相近, 故日本学界有讨论二者关系的成果。王晓平曾对《政事要略》所引《韩诗》遗说停止了整理,可参看。

  西嶋定生 (1919-1988) 曾将文化意义上的“东亚世界”的构成析分为四个方面:汉字、儒教、律令制和佛教。 很显然, 《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传播过程, 也一直随同着以上四要素的互相作用, 这一个案再次为西嶋的察看提供了实在的根据。

  四、结语

  以上对《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保管与传播停止了力所能及的考论, 既辑录了中土所未见的局部《韩诗》遗说, 也梳理了这些文本在日本学问界的传播状况。不过正如宫崎市定 (1901-1995) 所指出的, “考证学应该只算是‘微分’ (Differential) , 而非‘积分’ (Integral) ”, 本文的考证当然也存在这层局限。这除了笔者的浅见寡识之外, 还包含另一必需予以指出的实情:作为匿迹好久的诗学流派, 《韩诗》虽然在遗说保管方面远胜《鲁诗》《齐诗》, 但在日本《诗经》学的开展进程中, 却只能———也一直———扮演着边缘性的角色。《韩诗》的这一历史位置, 为我们作“积分”层面的讨论制造了窘境。固然如此, 这些日籍所载《韩诗》遗说的发现, 无疑会为我国的《韩诗》研讨提供新的资料, 注入新的生机, 使我们有幸领略清辑本之外的海阔天空。宋儒张栻 (1133-1180) 曾有诗云:“便觉眼前生意满, 东风吹水绿差差。”日籍中的《韩诗》为后续研讨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万象更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