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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南炎浮洲志》和《令狐生冥梦录》的异同比照

博今文化 / 2020-03-13

  摘    要: 《剪灯新话》对朝鲜传奇小说集《金鳌新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时习《金鳌新话》中的《南炎浮洲志》就明显遭到瞿佑《剪灯新话》中《令狐生冥梦录》的影响。《南炎浮洲志》与《令狐生冥梦录》构成的文本互文性, 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的交叠和情节形式的分歧等方面。但金时习的创作并不是对《令狐生冥梦录》的简单模拟, 而是停止了很大水平的创新, 主要表现为作者的儒家思想及政管理想的展示、“梦游”形式的更新等方面。由于中朝两国历史文化的差别, 《南炎浮洲志》所反映的社会政治内容也明显异于《令狐生冥梦录》, 表现了金时习新的价值观念和政管理想。

  关键词: 《南炎浮洲志》; 《令狐生冥梦录》; 互文; 差别; 创新;

  金时习撰着的《金鳌新话》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用汉语文言文写成的传奇小说集, 被看作是朝鲜小说文学的开端, 反映了朝鲜传奇文学承受中国影响的盲目性以及自主性。

  以往论文大多偏重于《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两部小说集的比拟, 很少有关于详细篇目的研讨。本文主要经过对《南炎浮洲志》和《令狐生冥梦录》的详细比拟, 来剖析两篇小说的异同, 以及深度开掘表现在金时习作品中的思想内涵, 从而阐明《南炎浮洲志》独立的文学价值以及鲜明的民族特征。

  一.创作背景

  十五世纪初, 《剪灯新话》传入朝鲜, 甫一传入, 即有广阔的读者群。金时习模拟瞿佑的《剪灯新话》作《金鳌新话》, 目的是“述异寓意”, 他在小说中融入本民族文化和本人的独立考虑, 揭开了朝鲜文学史的新篇章。

  《金鳌新话》中, 最能表现金时习创作思想和政管理想的一部作品是《南炎浮洲志》, 这篇小说一方面受《令狐生冥梦录》的影响, 显现出模拟的痕迹, 并与之构成互文性;另一方面, 它不止步于模拟, 而是包含了深入的哲理, 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共同的艺术魅力。

  下面, 就从“互文性”这个概念动手, 来剖析《南炎浮洲志》与《令狐生冥梦录》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二.文本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作为当代文学批判研讨的重要概念和研讨办法, 是由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特娃提出的, 其主要观念是, 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 也就是说“互文性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引文性, 即一个文本中含有另一个文本”。从这个角度调查《南炎浮洲志》, 能够说它与《令狐生冥梦录》具有明显的互文关系。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人物形象相互交叠。《南炎浮洲志》中的主人公朴生和《令狐生冥梦录》中的主人公令狐生构成互文关系, 他们都是以儒生的人物形象呈现, 且均不信奉鬼神。

  小说这样描绘朴生:“成化初, 庆州有朴生者, 以儒业自勉, 尝补太学馆, 不得登一试, 常怏怏有憾, 而意气高迈, 见势不屈, 人以为骄侠, 然对人接话, 淳愿慤厚, 一乡称之。生尝疑浮屠巫觋鬼神之说。”对令狐生的描绘是:“令狐撰者, 刚直之士也, 生而不信神灵, 傲诞自得。有言及鬼神变化幽冥果报之事, 必大言折之。”

  这两篇文章的主人公极为类似, 都是不信鬼神的儒生。只是朴生较文雅, 令狐生是刚直的书生。

  《南炎浮洲志》的主要内容是:主人公朴某家住新罗故都庆州, “以儒业自勉”, 一日, 朴生夜读困倦后入梦, 来到一个“南炎浮洲”的海滨冥国, 南炎浮洲的国王经过对朴生发问的答复, 说明本人对宗教哲理、鬼神、王权、历代兴亡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的见地。国王敬仰朴生的才学, 表示要让位给他。朴生梦醒后, 自知将不久于人世, 他死后继承了阎罗王位。在这部作品中, 朴生是一位较儒雅的书生形象。

  《令狐生冥梦录》的主要情节是, 令狐生因写诗痛斥冥府, 结果以“敢为狂辞, 诬我官府”的罪名被捉至地府。他面对冥王的逼供毫无畏惧, 以供词继续鞭挞世间的不平理想以及本人所受的不公正看待。冥王因其“持论颇正, 难以罪加”, 只得放还。小说最后, 邻居乌老“夜三更逝矣”, 以显现冥王迫于令狐生的抗议而矫正了本人的错误。这里的令狐生俨然是一位耿介耿直、勇于对抗的儒生形象。

  2.表现在“梦游”形式的沿用上。从故事情节来看, 两篇小说讲述的都是主人公梦中的阅历:《令狐生冥梦录》写的是令狐生被捕快带入地府之后, 梦游地府的所见所闻。《南炎浮州志》写的是朴生梦见本人来到一个叫炎浮洲 (冥府) 的中央, 奉冥国国王之邀梦游该国, 死后当国王的故事。两篇小说的内容和情节略有类似。

  3.对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继承。金时习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体裁———问对方式, 并将其应用于《南炎浮洲志》中。问对, 其特征是一问一答。小说经过朴生与炎浮洲国王一问一答的方式构成了叙事主干, 从而展开故事内容。在小说中, 金时习以朴生自喻, 说明本人的政治见解, 注入了作者对朝鲜历史命运的考虑。

  这些互文性细节都明晰地表现了瞿佑《令狐生冥梦录》对金时习创作的影响。

  三.文本差别性

  比拟视野下研讨《南炎浮洲志》与《令狐生冥梦录》时, 就会发现朝鲜汉文学家对中国文学的承受是盲目的, 有本身的主体认识和品德据守。下面是两部作品的文本差别性比拟。

  1.宗旨意义的比拟。《南炎浮洲志》的主要意旨是借鬼神发表政论, 抒写心曲, 表现作者的政管理想, 金时习偏重于对作品中所构筑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而《令狐生冥梦录》是借令狐生梦游冥府的阅历来反映乱世人民的凄苦生活和不公的社会理想, 瞿佑借鬼神“劝善惩恶”, 鞭挞世道的不公, 到达挖苦和批判理想社会的目的。

  2.对天堂描绘的比拟。《南炎浮洲志》中所描画的天堂是一个理想、对等的世界, 由于作者企图在反对佛教, 所以地府与佛教所鼓吹的痛苦不堪、等级戒严的天堂有大相径庭。而《令狐生冥梦录》中的天堂却是阴冷恐惧的:作者借冥府官吏的贪污腐化来影射理想社会的贿赂公行, 借令狐生之口对阎王的指斥来表达对理想的气愤批判。

  3.“梦游”形式的更新。中国的梦境小说普通表现的是佛教的虚空观念、因果报应等内容。《令狐生冥梦录》表现的价值观念是:惩恶扬善的思想, 对恃富欺贫、以强凌弱的赃官污吏的激烈批判。

  而朝鲜的“梦游录”小说对梦游形式停止了更改, 主要是经过描写历史上的严重政治事情, 来表达儒家的入世思想及中心价值观念, 这使朝鲜的“梦游录”小说深深烙上了朝鲜儒学的印记。《南炎浮洲志》受“梦游”形式的影响, 又有认识地改动了一些内容———它以儒家思想为准绳, 对佛教迷信和世俗政治停止锋利批判, 从而开启了尔后朝鲜“梦游录”小说的先河。

  4.地点转移的比拟。《南炎浮洲志》中, 朴生地点转换的次第是:庆州→炎浮洲→还家 (觉梦) , 《令狐生冥梦录》中, 令狐生的地点转换是:地府→犁舌狱→洗濯天堂→误国之门→还家 (觉梦) 。

  就主人公的舞台转移频度而言, 《南炎浮洲志》的舞台转移频度较低, 《令狐生冥梦录》的舞台转移频度较高;就主人公的舞台转移性格而言, 前者属于主动转移, 后者属于被动转移。

  四.《南炎浮洲志》的文本创新性

  虽然《南炎浮洲志》与《令狐生冥梦录》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着互文性, 但金时习的本意并不满足于模拟, 而是意在创新。他将本身的历史文化观念巧妙地融入《南炎浮洲志》的创作中, 使之呈现出不同于《令狐生冥梦录》的文化内涵。

  如前所述, 强调两部作品的互文性, 并不意味着否认作者金时习的创新性。《南炎浮洲志》的创新之处折射出作者的人生体验和价值观念。无妨分离金时习的个人身世和《南炎浮洲志》文原本论述这篇小说的新特质。

  1.朴生的人生融入金时习的个人阅历。

  朴生虽才学过人, 但没有当官。而金时习自己也是能诗善文, 通晓儒家经典, 但由于不满世祖篡位, 遵守本人的政治操守, 因而终身未做过大官。理想世界的破灭, 使他不得不寄希望于另一种世界, 在阴间和鬼神议论本人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这表现了理想中金时习盼望被重用的理想。阎罗王对朴生的赞誉之词, 实践就是作者性格的真实写照:“子耿直抗志, 在世不屈, 真达人也。而不得一奋其志于当世, 使荆璞弃于尘野, 明月沉于重渊。”同那些欺下媚上、才轻德薄却官迷心窍的儒生相比, 金时习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

  金时习笔下的朴生作为封建社会时期的失意儒生, 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读书人, 是弃绝了为官打算的叛逆者, 是与作者一样据守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士子, 其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金时习生活的那个时期相契合, 同时也是作者个人生活的缩影。作者借朴生这一人物形象展现了朝鲜时期儒生“微尘栖弱草”的生存境遇与内心感受, 借朴生之口表达了本人对理想生活的不满。

  世祖篡位能够说是形成金时习悲剧命运的本源, 使其陷于“不得一奋其志于当世”的境况。阎罗王叹朴生“不遇良匠, 谁知至宝, 岂不惜哉?”正是作者对本身脱颖而出的扼腕惋惜。所以, 朴生的观念与金时习的价值观和人生阅历有很大关系, 因而, 这是一部“寄予遥深”之作。“言在耳目之内, 情寄八荒之表。”

  2.《南炎浮洲志》传达的价值观具有鲜明的时期颜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一个作家的作品创作都与他当时生活的时期背景息息相关。

  外表上看, 《南炎浮洲志》是一篇写鬼神的小说, 与作品所反映的无神论观念似乎有矛盾, 但本质上这是作者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写作手法。作者实践上是假托鬼神来表达本人的创作思想和朝鲜当时的社会变化。

  朝鲜王朝时期, 儒教义理盛行, 金时习倡导儒家道德, 他以为真正的儒者应“逢威不屈”。因而, 世祖以臣子身份非法夺取王位自然为儒教的伦理道德所不容。金时习对世祖篡位后紊乱的政治场面极为不满, 为了排解心中郁闷, 他采用浪漫主义手法, 借助梦境意境来写作这篇小说。作品的绝大局部内容是有关宗教和哲理问题的论述, 表现了金时习对当时世俗人情、政治问题的见地, 以及对为王者应该耿直无私、“导德齐礼”、“纳民以致善”等美妙愿望的等待。这些见解颇具有进步意义, 传达的价值观也具有鲜明的时期颜色。

  3.小说的政治颜色。

  《南炎浮洲志》是一篇带有政治颜色的小说, 集中表现了金时习对当时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见地, 作品中有些内容几乎就是政论, 如“奸臣蠭起, 大乱屡作, 而上之人胁威为善以钓名”。作者经过有关政治时局的文字来表示对李朝政治的不满。金时习固然“处江湖之远”, 但仍以国事为念, 表现了作者的政治认识。

  4.小说的悲剧认识。

  《南炎浮洲志》以悲剧结尾, 整部作品给人以苍凉之感。朴生梦醒之后, 小说中只是写到:“生仆地惊起而觉, 乃一梦也。开目视之, 书册抛床, 灯花明灭, 生感讶好久, 自念将死, 日以处置家事为怀, 数月有疾, 料必不起, 却医巫而逝。”朴生死后固然当了冥界国王, 但作者也没有朴生快乐生活相似的描写, 整个故事覆盖着暗淡、凄凉的氛围, 带有浓重的凄苦心情。这与金时习自身的个人阅历以及所处的时期环境亲密相关。

  金时习 (1435-1493) , 字悦卿, 号“梅月堂”, 又号东峰、鳌世翁等, 生于士族家庭, 自幼能诗善文, 五岁即有“神童”佳誉。他从小承受儒家程朱理学教育, “时习”一名即来自《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 可见被儒家文化浸润之深。二十一岁那年, 合理他苦读于三角山重兴寺中等候封官时, 忽听闻世祖夺取了侄子端宗的王位, 金时习极为气愤。他坚决反对世祖篡位, 成为着名的“生六臣”之一。为抗议世祖的倒行逆施, 他放弃做官的打算, 燃烧所读的书籍, 撕毁儒服, 削发为僧, 从此流浪不定, 回绝入仕。

  《金鳌新话》成书于15世纪后期, 作于金鳌山,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自居金鳌, 不爱远游, 因之中寒, 疾病相连。但优游海滨, 放旷郊履, 探梅问竹, 常以吟醉自娱。”在全文后面, 作者又提有《书甲集后》一诗:

  矮屋青毡暖有余, 满屋梅影月明初。

  挑灯永夜焚香坐, 闲着人世不见书。

  玉堂挥翰已无心, 端坐松窗夜正深。

  香罐铜瓶乌几净, 风流奇话细搜索。

  从中能够窥见金时习创作《金鳌新话》时的环境和心情。

  金时习终身孤寂, 落落寡欢、愤世嫉俗, 这种怫郁的心境不会给作品带来明朗的氛围。他作为在朝鲜固有文化熏陶下生长起来的朝鲜文人, 又阅历了世祖篡位事情, 所以其作品《南炎浮洲志》反映了当时时期背景下朝鲜文人的历史文化观和悲剧认识。

  5.崇儒鄙佛的立场。

  《南炎浮洲志》中经过阎罗王之口说出的对儒家和佛教的见地, 表现了金时习崇儒鄙佛的立场。国王主张经过“穷理尽性”、“格物致知”等办法来研讨“理致”。他以为周公孔子是中华界圣人, 而释迦牟尼则为西域恶人中的圣人。周公孔子之教, 以正去邪;释迦牟尼则是设邪去邪。以正去邪则行动耿直, 君子易从;以邪去邪则行动荒谬, 小人易信。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使君子和小人归于正理, 但金时习明显以为儒高于佛。

  6.小说以朝鲜为背景。

  以前的朝鲜小说常常以中国为背景。《南炎浮洲志》这篇小说中, 除仍沿用中国年号、局部运用中国典故外, 时期背景、空间背景、故事情节的展开、作品人物及作者讨论的问题等, 都是以朝鲜为背景。这是金时习小说的不同之处。

  小说是以作者生活的年代为时期背景, 以朝鲜的地名、古刹等作为空间背景, 表现了作品的外乡化。此外, 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作者所论及的有关哲学、宗教、王权等问题, 也都以朝鲜为背景。

  《南炎浮洲志》以朝鲜的习俗人情、历史故事作为其情节展开的背景, 表现了作者的民族认识。这是金时习的超越。

  总之, 正是《南炎浮洲志》的创新性, 使得这篇脱胎于《令狐生冥梦录》的小说具有了自家面目, 成为一篇具有共同文学价值的优秀传奇小说。当我们以《令狐生冥梦录》为参照来研讨《南炎浮洲志》时, 不只发现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更惊喜于《南炎浮洲志》所具有的朝鲜民族文化特征。

  五.完毕语

  朝鲜作家的民族认识及审美旨趣, 表达了学问分子对国度社稷的良知与正义。朝鲜传奇小说的题材、情节等, 也带有浓重的民族颜色。作为一位朝鲜时期的文人, 金时习固然遭到中国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 但朝鲜固有思想以及朝鲜社会环境的影响亦不容小觑。他更注重当时的时期背景和理想要素, 作品中所传达的价值观也具有鲜明的时期颜色。

  金时习慧心创作的《南炎浮洲志》是一部思想艺术水准很高的传奇小说, 它在自创《令狐生冥梦录》的根底上, 又停止了文本创新, 因而凝聚着中朝文学交流的聪慧和本身浓郁的民族特征。同时, 这部作品上承《新罗殊异传》中的《仙女红袋》、《三国遗事》中的《调信传》等传统, 下启金万重的《九云梦》等浪漫主义小说的先河, 在朝鲜小说开展史上有其特殊的位置与价值。